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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领域中的学术创新——艺术研究院2017年开学典礼赵奎英教授致辞
点击次数:1407      发布时间:2017-10-17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首先代表艺术研究院的教师热烈欢迎各位新同学。几天前我接到院里的通知,让我在今天的开学典礼上做一个发言。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或许更适合讲一些高大上的题目,但我觉得还是早一点讲一下与你们的学术生活直接相关的东西比较好。所以今天我准备了一比较务实的题目:如何进行学术创新。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是艺术“研究院”,我们招的是“研究生”,无论博士还是硕士,你们进了艺术研究院这个门,都是要搞一些学术研究的,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进行学术创新。培养创新性人才,实际上不仅是我们研究生教育,也是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常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希望。

创新的重要性谁都懂,但关键是如何进行创新呢?(当然,我们这里主要是指我们人文领域的研究生如何进行学术创新。)能否进行学术创新,与教育体制、学术体制有关,与个人先天的创造力也有关。但我们今天不谈这些,我们要讲的是在现有的体制之内,在你现有的个人天资的基础上,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学术创新。我根据自己在研究生教学和培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并结合自己求学、治学的一些经历,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多一点真诚批判,少一些虚伪盲从

能不能进行学术创新,首先与我们能否进行独立思考,能否进行批判性思维有关。而要独立思考,既需要学术勇气,也需要学术真诚。但有的时候,人们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做不到这一点。这就会妨碍创新。

举例来说,在我们读一本书之前,我们可能对作者已经有所了解,知道这是一位大师,于是先被他的威名压倒了。预先设定他写的书,他说的话,就应该是正确的,不可怀疑的。这样读书,就是缺乏学术勇气的表现。在这种心态的左右下,是没法进行独立思考的,我们也就很难发现问题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读权威学者的书,发现他们在某一问题上的看法或许并没什么新意,甚至存在着错误。但由于说那些话的人是学术权威,或者是你尊敬的前辈、老师,你明知道他错了,也不敢或不好发表不同的见解。有时不但不敢或不好发表不同的看法,甚至还跟在他后面随着说,这就不仅是缺乏学术勇气而且是缺乏学术真诚了。这种缺乏学术勇气、学术真诚的态度,会导致学术研究中的虚伪盲从,使人没法进行独立思考,也就难以进行学术创新了。

所以我觉得学术创新首先需要有独立的学术人格,需要有“真”、“诚”为学的态度。你要对学术有敬畏之心,要把学术当回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或许会宁愿触犯学术权威,也要表达出自己认为是对的学术观点。只有这样具有学术勇气,学术真诚,具有独立的学术人格,能够进行独立思考,才有可能进行创新。但是学术创新不是为了出名而有意识地去标新立异,更不能为了出名故意去触犯权威。我们只是为了学术的那个“理”,说得大一点,是为了“真理”,才不得不与别人的观点发生碰撞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你发现别人的观点确实存在问题,也不要以气势汹汹的、甚至是以攻击性的语言批评别人,当受到别人的反驳时,你也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并客观公正地加以论辩。荀子·正名》中说:“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我们应以此自勉。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我们什么阻力也没有,既没有惧怕谁,也没想维护谁,读书不少,就是没什么想法,没什么发现,或者问题明摆着就是看不到,那可能是与我们“先天地”或“后天地”缺乏一种批判性思维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有意识地多动动脑子,不要轻信任何一个断言。当你看到一些触目的、你又感到兴趣的论断时,你要认真理清楚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他是否有充分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使他得出这一结论。如果你感觉他的证据不足,论证存在问题,与你观察到的事实、与你的知识前设都存在冲突,你就可以试着进行批判质疑。批判性思维是可以有意识地加以训练和培养的。随着批判性思维的加强,创新能力便会提高。

第二,多一点问题意识,少一些“学科焦虑”

任何学术创新的不竭之源都在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现实中有了新问题,就需要有人来解决,如果谁的研究最先或比较早地关注甚至解决了新问题,谁的学术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原创性。因此能不能进行学术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否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包含几个层次。如果结合我们的艺术学理论专业,也可以说有三个层次,一是生活世界的现实;二是艺术实践活动的现实;三是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前一者如果说属于“事物”的层面,后两者则可以说属于“话语”的层次。但无论属于哪一个层面,它们都是艺术学理论研究据以展开的基础和前提,也都是我们的研究需要关注的“现实”。在这三个层次的“现实”中,生活世界是最基础的现实。如果说一位研究者能率先关注这一层面的现实问题,并力图做出解答,做出的学问不仅可能使他成为一位具有开创性的艺术学理论家,而且还可能使他成为一位原创性的哲学家、思想家。冯友兰先生曾经说,一流的大学问都是从现实问题中生发出来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主张“回到事物本身”,晚期更是提到回到前研究的那个“生活世界”。但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研究话语层面的现实,而不是生活世界层面的现实。这正如福柯所说的,在当今学术界,关于“书的书”要比关于事物的书多,关于“话语的话语”要比关于“事物的话语”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不是因为生活现实中不存在问题,而是因为生活现实中的问题过于纷杂、过于沉重,让人难于担负、难于把握。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就自然来说,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危机;就人来看,存在着许多精神心理疾患;就社会而言,则出现了道德滑坡,存在着许多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等等。面对现实世界中的这些问题,作为一名研究者也应该思考我们的研究能否为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或改善做些什么。如果中国研究者具有这样的现实关怀,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有许多理论或许应该由中国学者而不是由西方学者率先提出来。

当然我这里不是让我们的学生都放弃书本,不读书,只去与现实打交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没有必要来读“研究生”了,我只是说,要想进行学术创新,我们必须关注各个层面的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只有关注各级现实中的问题,包括生活世界中的问题,才能源源不断地进行创新。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生活世界同样构成一切学问的总根基,我们也应该关心生活世界中存在的问题,但对于阅历和知识都有待进一步积累的学生来说,现阶段还需要更多地关注艺术实践活动现实中的问题,艺术学理论研究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知道,当今中国社会,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兴起,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艺术的观念、艺术的形式、艺术的创作、艺术的接受方式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我们经常怀疑,我们看到的那些当代艺术作品还能不能称为艺术品。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不需要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艺术这样的问题吗?原来我不怎么关注艺术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但前一段时间,听说机器人小冰出了一本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单从语言角度看,发现还真有点诗意。这使我们也不得不重视艺术与科技、艺术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不得不重新思考艺术和人类的未来命运。当我们看到那些以身体技术或者说以身体的自虐、自残为表达方式的行为艺术时,我们也不得不思考艺术与身体的关系。总之,艺术实践活动的变化,向原来的美学和艺术理论提出了挑战,如果你直面艺术实践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挑战做出积极的回应,就有可能提出新的艺术观念、艺术理论,或开辟新的艺术研究领域。

的确,随着生活现实的变化,随着艺术实践的变化,我们的美学和艺术理论研究的现实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的理论观念和理论方法也都在不断更新。但总的来看,与生活世界的现实、与艺术实践的现实中出现的问题相比,我们的理论研究的创新还严重不足。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或文学艺术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总不能在我们理论研究中由我们的学者率先提出来。哪怕这些问题是公共的问题。不能原创性地提出问题,自然也很难原创性地解决问题,那也就难以进行理论的创新。我也常常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限制了我们?是学术体制限制了我们思想自由,使中国学者丧失了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是生存状况的窘迫让我们只关心个人生存而缺乏深厚的社会现实关怀的品质?还是我们传统的“混沌”、“中和”的思维方式使我们的思维缺少犀利的锋芒和批判性?这些都可能是阻止我们进行学术创新的原因。但我觉得限制我们进行学术创新的,还有重要一点,那就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学科焦虑”。

所谓“学科焦虑”,是指当研究者为自己的研究找不到学科归属时或者是自己所认同的学科边界被别打破时出现的一种焦虑状态。研究者一般认为人们属于哪个学科就应该研究哪个学科里的学问,每个学科都有一个预设的研究对象,如果自己或别人所研究的对象不属于研究者自身所属的学科,甚或哪个既有学科都找不到这样的研究对象时就会出现一种个体或群体性的焦虑状态。“学科焦虑”还有一种更可怕武断的表现,就是要求别人的任何新提法,新研究都必须是一个“学科”,否则这种研究就不成立。这种焦虑出现的结果是,即便我们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在文学艺术实践中,在美学或艺术学理论研究中发现了问题,却认为这一问题已超出了特定学科的范围,或者不属于任何已有的学科,因而不能对它进行研究,从而错失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的良机。

我之所以谈到这一点,是因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好像都能遇到“学科”问题。我原来在山大读书、山师任教时,曾参加过一个文艺美学方面的会议,会议上有很多学者都在讨论“文艺美学”学科是否成立,文艺美学研究是否合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讨论?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如果文艺美学作为学科不成立,文艺美学提法就成问题,文艺美学研究就成了一个怪诞的东西。多少年后,生态美学在国内兴起,生态美学研究同样又遭到国内一些学者的质疑,目前生态美学研究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仍有学者提出“生态美学”不成立,原因在于生态美学不能成为一个学科。现在我从山师调到南大,没想到来南大后参加的第一个论坛,又是要讨论“艺术学理论”学科是否成立的问题。所以我感觉我们的研究有太多的“学科焦虑”。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问题上,而不是放在学科上。我实在理解不了这种以学科来判断一种提法、一种研究是不是成立的荒谬逻辑。应明白,我们不是“为学科”做研究的,我们是“为问题”做研究的。

生活世界的现实、艺术实践活动的现实、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现实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促动着我们、召唤着我们去进行学术研究。不要老是从学科出发,认为这不能研究,那不能研究,为我们的研究划定一个固定的边界。尤其是我们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为它设立一个固化边界无疑于画地为牢的做法,它既不利于艺术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也不符合当今学科既分化、增生而又交叉、融合的趋势。在当今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想持守绝对清晰的边界几乎是不可能的。研究领域本来也不像国家的领土,它本来也没有什么实体性的物理疆界,没有谁对一个学术领域拥有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即使你设立好了边界,也不意味着别人不可以跨越。不是说完全不要有学科意识,而是不要让过度的学科焦虑成为一种束缚,我们应该焦虑的不是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这个学科应该研究的对象,或者从学科角度来判定一种研究是不是成立,而是我们这个学科能否研究得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种过度的学科焦虑,就会发现我们的研究领域会开阔很多。而那种交叉跨界地带的研究,也更容易产生创新性成果。

我们知道,福柯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可他后期关注的一个中心话题,是空间问题,是地理学的问题。他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人们常指责我迷恋于空间的概念,我确实对它们很迷恋。但是,我认为通过这些概念我确实找到了我所追寻的东西”。[1]并且在访谈结束处坦呈:“地理学为我以往所叙述的一系列事实提供了支持和可能。”“看来地理学确实必须成为我所关心的课题的核心。”[2]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为什么关注这些问题呢?原因正在于生活世界的变化,促使他关心这一问题。因为在他看来,19世纪的一个巨大痴迷是历史”,“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将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置的时代,一个远和近的、并列的、分散的时代。”并明确认为:“无论如何,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本质相关,毫无疑问,这种同空间的关系大大甚于同时间的关系”。[3]说实在的,从福柯的各种研究,我们看不出他是属于哪一个学科的。但是,历史,文学,哲学,艺术学,几乎哪一种人文社会学科,都可以从他的研究那里受到启发。福柯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位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思想家,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正在于他不是从哪一个固定的学科出发,而是从问题出发,从生活世界中的问题、从学术史中的问题出发进行学术研究的。

第三, 多一点方法自觉,少一些材料堆积

新观点往往来源于新视野。因为你看到的东西永远是你视野之内的东西。视野不一样,角度不一样,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正如苏轼《题西林石壁》中所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肉体的感官视野,而是学术视野,理论视野。但道理是一样的。学术视野不一样,你的研究对象呈现出来的面貌就不一样,你所认识到的那个事物的“本质”也不一样。

我原来的研究关注语言问题比较多,在研究中发现,哲学家眼中的语言与语言学家眼中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同样是哲学家,德里达眼中的语言与海德格尔眼中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同样是语言学家中的语言,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语言,与转换生成语法中的语言,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言,与认知语言学中的语言,又是大相径庭的。但让你崩溃的是,他们的观点,好像还哪一种都是有道理的。这是如何造成的呢?一方面,是由语言现象本身的复杂性的生成的,另一方面则是由研究者看语言的视野角度不同造成的。同样,文学、艺术还有许多其他文化现象也都是这样的复杂的多维的存在物。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看,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之所以能对某一个问题提出一种新的看法,不是因为别人都没有关注过这一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运用了新的方法,新的视野。因此,要想进行学术创新,方法视野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方法视野的重要性,尼采曾有过谈论。在尼采看来,自然规律的本原不可知,或者说就不存在本原的、统一的无矛盾的自然规律。我们所认为的所谓的“本质”,只不过是各种关系,是主观的效果,人类表面上认识了客观世界,但人类最终认识的是人类自己,再具体一点说不过是人类自己的视野。 他说:“镜子本身并不是什么外在于事物本质的全然不同的东西。相反,它是慢慢地发展起来的事物本质成分。”[4]我们这里不是说尼采的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是正确的,我们是想透过的尼采的话来说明方法视野的重要性。人们通常认为,方法视野就像镜子一样,它是外在于研究对象的东西,但实际上,研究对象什么样,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你看它的方式。观点是由视野决定的。观点的创新因此是与理论视野的更新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做学问,必须要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我们这里的方法意识,不只是指运用新的方法,也指提出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意义上的方法的创新要比观点的创新更具有生产力。如果我们就某一问题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往往只能影响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如果你能提出一种新的方法,可能影响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如马克思主义方法、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和精神分析方法,对于我们认识整个世界、认识整个人文社科学科,都具有革命性意义。当然,方法与观念是无法完全分开的,有时,人们提出的一种观念,同时就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但无论如何,方法视野的创新对于学术研究的创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一般说来,学术研究的创新,表现在新领域、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几个方面,但由于新领域的开拓,新观点的提出,新材料的更好的利用,也都往往离不开一定的新的理论方法,因此方法的创新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没有对新的理论方法的有效利用,有时堆积再多的新材料,也是很难提出新的观点的,因此我们说,“少一点材料堆积,多一些方法自觉”。

第四,多一些生命感悟,少一些话语借用

讲到材料堆积的问题,我想起原来读过的有些毕业论文,满篇都是引文,读起来感觉特别不顺畅。你看不出他个人的观点,也看不出他个人的感情。写论文引用材料的目的是为了支持你的观点,事实材料是为了证明你的观点,理论材料是为了给你的观点提供佐证,它们都应该是帮你说话,而不是代替你说话。因此你用不着步步都依靠别人。这样做的害处一是让你的行文不流畅,二是让你的观点淹没在材料之中,三是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失去了一个表达你生命感悟的机会,让你的文章缺少一种灵魂或精神,同时,也降低了你文章的源于你个性气质的独特性。学术创新不仅要有问题意识,要有新的方法视野,还必须让你的生命之光照亮你的材料,这样会让你的文章富有神彩,也让你的学术风格更加与众不同。同样的研究对象,同样的理论视野,同样的问题关切,也可能写出不同的文章,这其间的差异,就是个体生命的感觉方式的差异。因此在做学问时,应该多一点生命感悟,少一点话语借用。以自己的生命感悟不断地濡染材料,为材料注入灵魂。每个人的生命感觉都是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有差别的,说出的话也是不同的,因此生命感觉、感悟也是创造性的一个来源。

在做研究时,我们发现,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创新性观点都来源于对材料的积累,来源于理论范式的更新,有时会有一些基于生命体验或生活经验的直觉或灵感,让我们在一瞬间获得一种具有创新性的看法。说起体验感悟,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这一问题。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超越与复归——“语言未成态”的美学含义》,这篇论文提出几个概念,一个是“语言未成态”,一个是“语言惯性”,一个是“语言可逆性”。这其中的两个概念,“语言惯性”和“语言未成态”,其实都不是首先来源于本人对理论著作的阅读,而是来源于本人对语言的体验。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语言符号与审美》,一开始看了好长时间的书,一直动不了手,后来有一天下决心开始写了,忽然发现一旦开了头,竟然刹不住车了。我忽然感觉到流动起来的语言就像开动起来车一样,是具有“惯性”的,如果你的话突然被打断,就像猛刹车一样,你会感觉到不舒服的。对于“语言惯性”,在那篇本科毕业论文中仅仅提了一句,如果写多就跑题了。到后来读硕士研究生,写了一篇课程论文《文学美探析——试论文学语言的惯性与动势》,其中对语言惯性问题进行了发挥、探讨。在这篇课程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感觉到语言像是不断地往外涌,并且语言一直保持着向前延伸的趋势,好像永远无法最终完成似的,所以在这里,我又提了一句“语言未成态”这个概念。后来这一概念成为我硕士论文的副标题,它与“语言惯性”,“语言可逆性”一起构成我那篇硕士论文的核心观点。后来,这篇硕士论文的主要内容都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以《试论文学语言的可逆性》为题,一篇以《文学语言的惯性新论》为题。如果说这些观点还具有一些创新性的话,我不得不老实说,这些观点的来源首先是基于个人对于语言的生命体验。

我相信,对于生活的体验谁都有,对于一些艺术文化现象的那些灵光一现的看法我们都可能经验过,关键是我们一定要珍惜它、抓住它,让它作为火种慢慢点燃,终究发出灿烂的火光,照亮你思想中的其他暗区,并把看似散乱的东西终究连成一体。这些体验、经验,我把它看做学问的“内证”。因为你的内心经验能够证明它的存在,能够感觉它的存在。你从体验中得出的观点,或许一开始会找不到同道帮着你说话,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对一个问题的感觉非常强烈,或不断地有这样的感觉,感觉也可以是“深刻的理论家”,“感觉”也可以直接提出一种重要的正确的观点的,你终究会找到支撑它、证明它的材料的。这就要求你在读书时,做一个有心,发现了类似的材料随时进行积累记录。这些宝贵的材料,就是你那些“内证”的“外验”。创新是需要“内证”与“外验”并重的。

尼采曾经说,“引导一个科学探索天才的是正确的预感。他所看到的正是尚未得到充分支持的可能性。”“没完没了地进行实验和搜集资料,而结论却在少数几个例子的基础上就可以迅速得出。这甚至也存在于语言学中”。[5] 按照尼采的这种观点,人要想进行理论创新,也是不能光靠学习理论、光靠学习概念的,还要注意从艺术中,从隐喻思维、从直觉思维中汲取创造性灵感。

第五,少一点急功近利,多一些终极价值追求

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讲到,对学术研究来说,学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创新固然重要,但不能急功近利地加以追求,并且它也不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学术研究不能单纯为了创新而创新,创新应与价值追求相结合。所有研究都应该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让人更好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否则研究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但在今天这样“后人类主义”时代或生态文明时代,仅仅说让“人”更好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好像还不够,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不仅是让我们,让人类这个物种更好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也要让其他生命、其他的物种和我们一起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甚至也不能仅仅是让所有生命存在物更好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应让所有存在者,包括那些看起来没有生命的“物”,都一起更好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也就达到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了。在很多人的眼中,诗意地栖居就是让人类有一个美好的家园。但海德格尔的“栖居”,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人类学概念,它指向的是人与所有存在者都存在于“存在的家园”之中。存在的真理,不只是让人达到本真的存在,存在于“无蔽”与“澄明”之中,而是让人与所有其他存在者都能“是其所是”,并能一起进入一个统一的、“无蔽的存在者整体”,从而达到一种“世界游戏”或“宇宙圆舞”。也只有这样,人的居住才能是“诗意地栖居”。

海德格尔的这种诗意栖居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所追求的“天地境界”是相通的。庄子曾经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冯友兰先生也曾经把人生境界分成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宇宙或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或“宇宙境界”不是不讲道德,它只是扩展了道德关怀的范围,让一个人尽可能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达到一个更大的宇宙整体,让人类不仅仅为人类社会的利益做事,而且要为一个更大整体的利益,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冯友兰《贞元六书》)这种关怀整个宇宙的境界是一种最高的境界,这种关怀整个宇宙的道德是一种最大的道德,这种道德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生态伦理”。这说明中西方思想在最高的部分是相通的。我们的学术创新应该与中西方哲学的这个最高目标,这个终极价值追求,这种天地境界、宇宙境界结合在一起。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与同学们交流谈论的东西。



[1] 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严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206页。

[2] 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第212213页。

[3]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DiacriticsSpring,1986p.22-23.

[4]尼采:《哲学与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5]尼采:《哲学与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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